如果你乘火车去汨罗，一下火车，走出车站，迎面进入你眼帘的，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：对面半边街，一字儿排开，摆着几十个茶摊，向旅客兜售姜盐芝麻豆子茶，这是你走遍其它车站所很难看到的现象，摊主吆喝着揽客时，有的叫“姜盐茶”，有的叫“芝麻豆子茶”，有的叫“姜盐芝麻豆子茶”。茶摊上出售的这种茶，是一杯一杯的泡茶，在瓷杯中，放上茶叶和炒熟的芝麻豆子（一般是黄豆），加入适量的盐，然后在一个陶制的小擂钵里把洗净去皮的生姜擂成姜泥，泡茶时，先把开水泡入放好了配料的瓷杯里，再把杯子里的水倒一点在擂钵里，把姜泥洗下来再倒回杯中，一杯姜盐芝麻豆子茶就泡好了。




但是，这不是地道的姜盐芝麻豆子茶，这只是为了适应旅客的需要，经过改造的姜盐芝麻豆子茶，而地道的传统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却还不大一样。

在汨罗、湘阴一带的民间，家里来了客，女主人立即去烧茶。所谓“烧茶”，可以分作两个阶段：一是准备，二是泡茶。准备阶段要作好五件事：烧开水；炒豆子芝麻；擂姜；洗好茶杯；洗净一个陶罐（现代多用大搪瓷杯代替）。这些工作作好后，水开了就可泡茶了。泡茶又可分为三道工序：一是把茶叶、豆子、芝麻和盐放在陶罐里，倒进沸水，再把擂钵里的姜泥放进去；若是茶叶太粗，在农村多把罐子放在火上煎一下，再放芝麻、豆子、姜和盐；二是摇动茶罐，让芝麻、豆子、姜、盐均匀地转动在茶水中，然后一杯一杯地倒进茶杯，这样，每杯茶里的豆子、芝麻、茶叶和水基本一样；三是把茶一杯杯端给客人，客人接茶后便趁热喝，当客人开始喝茶时，主人又泡上一罐茶，客人的茶刚喝完一大半时（客人多时，在喝得最快的客人快喝完时），主人摇动茶罐，走到客人面前，又把客人的杯子加满，这样反复加，直到所有客人喝足为止。泡茶的工序，可依次称之为“泡茶”、“倒茶”和“敬茶”。倒茶要有技术，特别是把茶从罐子里倒到杯子里去时，如果没有技术，配料便倒不匀，甚至配料都留在了罐子底下而没有倒出来。喝茶也要有技术，会喝这种茶的人，一边摇动茶杯，或者一边往茶杯里吹气，使配料在杯子里翻起，均匀地把配料随水喝到口里。若是不会喝的人，只能喝到水，等到敬茶三巡之后，杯子里便一满杯豆子、芝麻了。如果杯子很深，水喝干了，豆子、芝麻还留在杯子里面，不得出来，这时，有经验的人便一手端杯，一手拍杯口，豆子芝麻便拍到了杯口，可以慢慢吃到口里了，而对于初喝这种茶的人，一般只好把手指伸进杯里，把豆子“抓”出来放进口中，这就显得很不文雅，常招来旁人的取笑。

茶中的豆子，按传统习惯用黄豆，没有黄豆的便用饭豆或绿豆来代替。近几年，人们又多用花生米取代黄豆。过去吃茶，重配料而不重茶叶，因多买不起茶叶。近年来，也渐渐用上细茶了。在机关，多用泡茶的方式，一杯一杯泡。
与汨罗相邻的平江和岳阳两县的部分地区，亦受其影响，但形式变得比较简单。如平江伍市镇一带，民间也吃豆子芝麻茶，但一般不放姜盐，方法也同泡茶一样，只是在茶泡好后，再加入芝麻，或豆子，或豆子芝麻都放。放不放姜，这同所处的地域有关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姜茶治痢，姜助阳，茶助阴，并能消暑，解酒食毒。”而湘阴、汨罗古代滨临洞庭湖，水不好常伤害腹胃，故喜好姜茶。而放姜就必须放盐，不然味淡不好喝。在平江山区，水好一般不须放姜盐。

这种姜盐芝麻豆子茶，究其渊源，可说是直承“唐风”。

饮茶到唐代，已经比较讲究，因为陆羽的《茶经》，已把饮茶之法风行天下了。到唐代中叶，调茶大致有两种形式，一是“淹”，二是“煮”。“淹”已近似今天的泡茶。“煮”就是在水里放茶叶时，添加姜、盐、薄荷、枣等配料，再放到火上去煮。而在茶中加盐，更是唐代的普遍风气，因此，陆羽在《茶经》中特别提倡。这种煮制配料茶，到宋代已不太流行。因为这时，人们从饮茶、作茶的经验中渐渐感觉到，不用姜、盐等具有强烈味道的添加物，更能显出茶叶的色、香、味。故此，《东坡志林》说：“唐人煎茶，用姜加盐，近世有用此二物者，皆大笑之。”到明代，更是品茗成风，对配料茶，斥之为“弊”。顾元庆说：“茶有真香，有佳味，有正色，烹点之际，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。夺其香者，松子、柑眼、水梨、枇杷之类是也。夺其色者，柿饼、胶枣、火桃、杨梅、橙桔之类是也。凡饮佳茶，去果方觉清绝，杂之则无辨矣。”

其实，宋明时期，配料茶之风只是不强了，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，却在民间流行，直到今天。这就是高雅文化与俗民文化的先是同源后又分道扬镳的结果。因为士大夫们饮茶，主要是追求一种精神享受；而下层劳动者饮茶，追求的主要是饱口腹的物质满足。顾元庆的话，正好证明了笔者的这一分析，说明这种配料茶早在唐代就已经存在，而且配料的方式不一。

唐代的这种配料茶，到如今，也不止是湘阴、汨罗等地的姜盐芝麻豆子茶这一种形式。如侗族的油茶、蒙古族的奶茶、藏族的酥油茶等。